回到1919五四那年社情

百年时光流转，关于“五四”的纪念与阐释，往往局限于意识形态的辩论，鲜少有学者愿意从社会的角度去洞察那个时代的思想遗产。一度内涵深邃、值得反复品味的所谓“五四精神”，却长期被简化为爱国与卖国的二元对立。

“五四”运动不仅见证了德先生、赛先生、费小姐等先贤的崭露头角，它亦非单纯的爱国主义颂歌。这场运动的复杂程度，宛如一个熙熙攘攘的舞台，亦似一个众多新思潮和新主义得以试炼的试验场。文学革命、学生运动、商界罢市罢工、抵制日货，以及新式知识分子在各个社会政治领域展开的活动，共同构筑了“五四”这一年的丰富历史内涵。而“五四”所引发的诸多议题，时至今日仍激荡着历史的回声。

世间真实的社会生活千变万化，一个时代的阴暗与光明，唯有深入剖析社会的各个层面，方能洞察其真谛。正基于此，我们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力求以细致入微的视角，挑选那个时代的若干社会新闻，透过我们的镜头，揭示那些鲜为人知的另类社会景象，以期还原一个更加生动的“五四”时代。

五四之幕如何拉开？

随着人们对“五四运动”所赋予的深层含义日益增多，这场历史事件在今日的视野中愈发显得轮廓不清。实际上，“五四运动”并非仅仅是孤立的学生抗议活动，它背后有着自身的来龙去脉和深远影响。

随着我们对“五四运动”所赋予的含义日益增多，这场运动的轮廓在当代愈发显得模糊不清。回顾90年前，即1919年5月4日所发生的史事，其景象远不如今日这般明晰，或许它所承载的意义也没有后人所附加的那般繁复。

人们往往倾向于将某个特定时间点视为时代的分水岭，却往往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。以民国初期的重要人物名单为例，袁世凯、黎元洪、冯国璋、张勋、张作霖等，皆曾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同样地，五四运动并非孤立的学生运动，它亦有其前因后果的脉络相连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深入探讨五四运动的序幕如何拉开，显得尤为自然合理。

1

自“二十一条”谈起。

1915年1月18日的傍晚，天色阴沉，寒意逼人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违背常规外交程序，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私密会晤中，递交了几页写有兵舰与机关枪图案的水印文件。他郑重地要求袁世凯：“务必严格保密，否则你将承担所有严重后果。”

文件内容，堪称对中国民族自尊心造成重创的“二十一条”。依据该条约，我国几乎完全沦为日本的操控之下。

袁世凯敏锐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，于当晚即刻召集国务卿徐世昌、外交总长孙宝琦、次长曹汝霖、陆军总长段祺瑞以及税务督办梁士诒，共同商讨日本提出的要求。

历经四日连番会议，这些惯于操戈舞剑的军阀与官员，毅然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举措，决意借助新闻界之力，争取道义上的广泛支持。

24日，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通过其私人渠道，对“二十一条”的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与此同时，北京各大报纸纷纷刊载了日本所提要求的新闻。

我国政府尝试借鉴外国的策略却未果，那些外国势力所关注的，不过是其在华的私利。然而，在这段时期，中国公众舆论终于迎来了表达自己声音的契机。知识分子们借助报刊发声，道出了民族屈辱的痛楚，这一情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共鸣。

日置益在与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第三次会见时，责备中国政府一反惯例，不但不压制舆论，反而利用这种舆论。陆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：“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，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。”这当然是谎话，只是用来作为对付日本人的理由，只是看上去是冠冕堂皇的。

在那个年代，抵制日货的浪潮在中国民众中愈发高涨。尽管政府在日本的施压下，多次颁布禁令，但此运动却屡禁不止。这一运动持续至四年后的五四运动，并由此引发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之间一场激烈的市场争斗。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，作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先行者，自创立伊始便引入了外资股份。面对当时的局势，商务印书馆为了重塑形象，于1919年1月14日在《申报》上刊登广告，声明“已将外资股份悉数收回”。而中华书局在宣传时，一方面力陈自身为纯粹的华商股份，另一方面则指责商务印书馆仍存有日本股份。一时间，这两家出版业的巨头之间气氛紧张，成为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小小插曲。

尽管袁世凯政府竭力斡旋，却依然无法抵御日本的压力。5月7日，日置益向外交部递交了最后通牒，要求中国政府在5月9日6时前给出回应。8日，袁世凯紧急召集黎元洪、徐世昌及各部部长举行会议，最终决定接受日本所提要求。9日晚，外交部向日置益发出照会，正式承认了日本的最后通牒。

5月7日与9日，很快便被冠以“国耻纪念日”的称号。自那时起，五四运动的两句响亮口号——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——便在历史的长河中埋下了深远的伏笔。

在这段时期，肩负与日本人交涉重任的官员章宗祥、曹汝霖、陆徵祥，日后却成为了学生运动中众矢之的。

2

“二十一条”消息迅速传至海外。

《中国学生月刊》——作为当时留美学生的发声平台，其三月号的篇幅几乎全部聚焦于“二十一条”议题。

那就是回归祖国！”更有学生意欲在暑假期间，投身于美国军方主办的军事训练营，接受严格的训练。

胡适没有跟随这种潮流，他那时候正担任《中国学生月刊》的编辑。胡适写了一封《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》，号召大家保持“爱国的清醒头脑”。胡适说，作为学生，当时的任务“就是读书”“好好准备自己”，“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――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――好去帮助她进步”。胡适甚至说：“或者，在必要时，我们甚至要助力国家从死亡的边缘重返生机。”

胡适的言论招致了广泛的指责。一时间，多篇文章纷纷涌现，对胡适的观点进行驳斥，认为他的建议并非“爱国的清醒”，而是“不爱国的糊涂”。胡适的同学们更是直言不讳，将他称为“卖国贼”。

然而，胡适对自己的预见充满信心。半年后，他如此写道：“新潮之涌不可阻挡”，预见了即将到来的文学变革。而一年之后，他本人便成为了这场变革的领军人物。

3

“二十一条”签署完毕后，随着留学生归国潮的涌动，因参与反袁“二次革命”失利而流亡日本的陈独秀，于1915年夏日重返上海。9月15日，他在此地创办了《青年杂志》，后更名为《新青年》。

在那篇脍炙人口的发刊词《敬告青年》中，陈独秀给当时的青年们提出了6条行为原则：首当其冲的是追求自主而非奴隶；其次是拥抱进步而非固守陈规；再者，积极进取而非消极退隐；接着，拥抱世界而非闭关自守；再者，重视实利而非沉溺虚文；最后，崇尚科学而非沉湎幻想。

这份杂志令远隔重洋的胡适眼前一亮，他随即将自己的文学革命构想寄给了陈独秀。随后，以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为题，该文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。令人始料未及的是，这篇措辞平和的文章在那个时代激起了轩然大波，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开山之作。

然而，正如陈独秀日后所概括的：(胡适)态度过于平和，若照此行事，文学革命至少还需历经十年的辩论与摸索。然而，陈独秀的勇气恰好弥补了这一过于谨慎的不足……若非陈独秀秉持“决不容许反对者有任何讨论空间”的坚定精神，文学革命的运动或许无法吸引如此广泛的关注。

当时，陈独秀的主要活动范围依旧集中在上海。国内外的知名知识分子，诸如吴稚晖、胡适、李大钊、刘半农等，彼此间的联系尚未达到紧密的程度。

自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委以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起，情形方有所改观。蔡氏掌管北大后，他将陈独秀纳入北大阵营，胡适亦欣然回应：“我们回来了。”在加盟北大之前，陈独秀便与易白沙、吴虞等人共同持有反儒教立场，并将自身信念概括为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两则信条。

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之后，该校面貌焕然一新。1918年的冬季，一群兼具新颖思想与活跃行动力的学子们，共同创办了《新潮》杂志。这群学生，包括罗家伦、傅斯年等，日后多数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先锋领袖。

众人皆对蔡元培掌管北大后所进行的彻底改革感到惊异，每一项举措都显得果断有力，直指目标。这与他丰富的资历密不可分，然而即便拥有深厚资历的蔡元培，亦承受着不小的压力。这种压力主要源于保守势力的抵制。

林纾是当时保守派最有影响的代表。林纾虽然不懂英文，但是凭借助手的帮助，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小说，《茶花女》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，“可怜一部茶花女，断尽支那荡子肠”。但是林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与其说主动出击，倒不如说是被动应战。

新文化运动中的同仁们斗志昂扬，却深感自身的努力未能获得应有的瞩目。他们渴望一个能够聚焦目光的焦点。

林纾被他们选中。

1918年3月15日，钱玄同以笔名“王敬轩”巧妙伪装，仿效旧派文风，向《新青年》的编者们投递了一封书信。在这封信中，他对林纾赞誉有加，同时对《新青年》杂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紧接着，刘半农以回应之姿，逐条进行反驳，言辞锋利，不留余地。

林纾开始反击。1919年二月与三月间，他在上海的《新申报》上连载了两篇短篇小说，巧妙地影射了蔡元培、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等知名人士，其中《荆生》一篇更是被收录进历史教材，成为了一段佳话。自此，林纾的形象转而变得负面。然而，不久之后，他在报端发表文章，坦率地承认那两部作品带有侮辱性，并向蔡元培等当事人致以诚挚的歉意。这种勇于认错的态度，赢得了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的赞誉。

1919年3月18日，林纾还给蔡元培写过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信，指责北大“覆孔孟、铲伦常”。同一天，蔡元培给林纾回了一封长信，后来被人广泛征引。在那封信中，蔡元培说：“在学术领域，遵循世界各大院校通行惯例，秉持‘思想自由’的原则，实行兼容并蓄的方针……”

然而，细读蔡元培的回信原文，便可察觉即便是蔡元培，在遭遇旧阵营的指责时，亦有过语意模糊之处。例如，他对于新文化运动教授们所倡导的理念，要么予以否认，要么将其轻描淡写。周策纵先生在其经典著作《五四运动》中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：在那个时代背景下，即在落后的军阀政府统治和保守势力猛烈攻击之下，蔡元培的回应最根本的目的，在于确保大学免受政府干预。

4

林纾并非足以引发蔡元培如此深重的忧虑。真正让蔡元培感到压力的，乃当时林纾所代表的保守派力量。

自民国初建之际，众多出自清朝显赫之家的军政大员，即便身处民国体系，亦公然表露对清廷的忠诚。以新疆都督袁大化为例，他拒不接受顶戴花翎的废除，自称兼领都督与巡抚部院之职；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仅保留发辫，更是下令禁止其部下剪辫；冯国璋在担任禁卫军统领期间，为恐“两宫”目睹而生悲，曾下令禁止北京南苑民众悬挂国旗；至于张勋的辫子军，更是闻名遐迩……此类现象，不胜枚举。

1914年，社会上弥漫着帝制复辟的强烈氛围。彼时，两种对立的帝制派别应运而生：一派力主拥戴袁世凯称帝，即袁党；另一派则倡导清朝的复辟，代表人物为前清遗老。

袁世凯对复辟的呼声选择了默许。在袁世凯称帝的进程中，最为热心的无疑是他的儿子袁克定，以及由杨度领衔的“筹安六君子”集团。

1915年春季，梁启超接到袁克定的邀请函，受邀赴汤山参加春日盛宴。抵达现场时，梁启超发现除了主人袁克定及杨度外，并无其他宾客，心中不禁感到诧异。袁克定对此的解释是：“今日特意未设外宾之席，以便我们畅谈。”话题展开后，袁克定似乎有意无意地询问梁启超：“近日舆论纷纷热议共和政体与我国国情不符，卓如先生对此有何独到见解？”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让梁启超察觉到袁氏父子意图复辟帝制的企图，他沉默了片刻，才回应道：“我平生专注于政体研究，而对国体探讨较少。”

六月，梁启超赴南京拜访冯国璋。冯国璋与梁氏、袁氏关系交好，梁启超意图借冯之力，探询袁世凯的真正意向。27日，他们一同抵达北京。冯国璋连续三次拜见袁世凯，每当谈及帝制一事，袁世凯均坚决否认。

然而，在12月31日，袁世凯在众多“请愿团”的强烈“敦促”下，正式颁布命令，将民国五年更名为洪宪元年，并将总统府易名为新华宫。至此，袁世凯终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

在当时，共和体制已在社会精英阶层根深蒂固。这一现象与底层民众对“皇帝”的憧憬形成鲜明对照，恰巧印证了余英时先生关于“大传统”与“小传统”相互碰撞的历史观点。

袁世凯的称帝之举，无疑是对历史进程的一次严重倒退。随之，全国各地反袁的势力如同燎原之火，纷纷举起了反抗的大旗。为了维系其总统之位，袁世凯在1916年3月23日被迫宣布废黜帝制。这场短暂的洪宪帝制，如流星划过夜空，从诞生到消亡，仅历时83天。

虽然保住了总统地位，但袁世凯大势已去，6月6日，袁世凯死了，临终前，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：“为日本去一大敌，看中国再造共和”，仿佛在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。一些博学的历史学家认为，在当时的背景下，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愈发严峻，袁世凯选择称帝，意图集结当时中国分散的权力，以此对抗日本，巩固国家地位。

袁世凯离世后，黎元洪接任总统之位，然而实际上的权力却落入了内阁总理段祺瑞的掌控之中。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，便是林纾所著小说《荆生》中“伟丈夫”形象的灵感来源。

新思想与旧势力交锋。

5

1916年10月，寺内正毅接替大隈重信，成为日本首相。彼时，日本经济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时繁荣之中。财政大臣胜田提出了“菊分根”策略，旨在通过贷款与投资，在中国打下经济基础，进而推动中国的殖民化进程。自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，此策略促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大量的“西原借款”。

往昔袁公，今朝段氏。段祺瑞与袁世凯，同根同源，皆出自同一政治摇篮。

在“二十一条”谈判过程中，曾坚定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的段祺瑞，其态度逐渐向日本倾斜。1918年3月至5月间，在段祺瑞的授意下，中日双方就《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》展开了谈判。根据该协定，中国政府同意日本在北满洲和外蒙古驻军，并允许其使用中国军事地图，为中国海军与陆军配备日本教官。除此之外，日本还获得了其他多项权益。尽管谈判过程严格保密，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。

5月5日，我国留日学子毅然决然地举行集会，尽管遭遇日本警方干预，会议最终通过了决议，决定全体留日学生于5月20日集体归国。翌日，另一次集会上，46名中国学生不幸被日本警方逮捕，此举激起了中国学生群体更为强烈的愤怒。他们返回日本时，声称该条约因其军事性质不宜公开。然而，无一人归国留学生对此指令予以理睬。正是在这一时期，少年中国学会应运而生。

5月21日，北京众多高校，诸如北京大学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，共有2000余名学子走上街头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，以表达对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的强烈不满。当天上午9时，学子们聚集于新华门总统府的会客室前，迫切希望得以与总统会面。冯国璋总统派遣北京市长等人出面接待学生，并试图说服他们返回校园，然而此举措并未取得成效。最终，冯国璋亲自接见了13位学生代表，并向他们承诺绝不做出有损我国利益的举动。学生们这才逐渐散去。此次参与的代表，如段锡朋、许德珩等，次年皆成为了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。

彼时，巴黎和会尚未揭幕，而五四运动的序幕已然拉开。历经数年的沉潜蓄势，历史的长河再次激荡起奋勇向前的浪潮。